第一千三十四章 吴三桂安敢害我太上皇！（1/2）
< ="">< ="250"><>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材至大学堂汇编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说，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学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很相近，只是二者所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 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 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务员”制度，学生所学更是建立在前世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说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硬，暴力，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通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家货币非以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家富。至宋代开始专用铜，结果家越发积弱。当年秦无属通，结果却吞六，由此可见银的大量通对于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有钱发下去，腐败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几年了，除了和宋襄探讨过明末以来的相关积弊，周士相还从未和谁像今天这般畅谈过。他将粮票的作用仔细解释给顾炎武听，顾炎武听后指出不可单一发行粮票，毕竟百姓对这种纸质东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会和“交子”一样。周士相忙又将广东银库发行的银元和粮票双结合，且在官府体系首先保证粮票的价值，如何确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兑换等等方法一一说了。
“兵弊”和“将弊”也是因果关系，二者可简化为“军弊”。归根结底，军弊的关键就是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上至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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