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三章 瑞典老人的预言(一)（3/3）
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很大；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你说，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这就好比赛车比赛，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车来修车，等你修好车，再开上跑道时，对手已经到达终点。”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来了劲儿，他说：“梁小姐，很遗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西方只能妥协、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让、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说得更明白一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我想，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梁晓秀说：“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我们不是决策者，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尼尔斯，有时我也想：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
尼尔斯则说：“我倒不这样想。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没有人思考，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老人的反问，给梁晓秀很大信心，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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