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瑞典老人的预言(二)（3/5）
消灭了城乡差别，而中国的城乡差别巨大。城市高收入群体占据着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而农村低收入群体则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源。总之，问题非常多，解决这些矛盾是很棘手的。”
尼尔斯不紧不慢地说：“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而稳定，在任何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梁晓秀在欧洲经常听到欧洲人谈论西藏问题，一次她问尼尔斯：“欧洲人似乎有西藏情结，他们怎么对西藏那么感兴趣呢？”
尼尔斯回答说：“在欧洲人看来，西藏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所以他们感到好奇。其次，西**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对欧洲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西藏问题上，欧洲人天生有偏见，再加上欧美媒体的长期、大量的片面报道，他们就对西藏问题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他们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能改变吗？”
“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说，一般欧洲民众不了解实情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欧洲国家的政府难道真不清楚西藏的历史吗？欧洲议会议长波特林甚至呼吁，欧盟今后和中国对话时要把西藏问题列为一个常规话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是为什么？”
“他们当然清楚西藏的历史。他们也清楚他们改变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坚持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其目的无非是抑制中国。”
“那么，这种抑制会有作用吗？”
“没用。”老人坚定地说。
“西藏问题牵涉了中国政府的不少时间和精力。中国政府、媒体、学术界乃至民众向欧洲做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解释工作，但似乎根本就不起作用：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的说法。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欧洲历史上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难道今天的欧洲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不如古代欧洲人吗？欧洲现在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一流的研究人员，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怎么就不能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和看法呢？我真是搞不懂。”
“不过欧洲人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国国力的增强，慢慢淡化、慢慢消失。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年还是50年，我说不准。但我敢肯定：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冷却下来的时候，都有被人们彻底遗忘的时候。时间会改变一切。”
梁晓秀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上，欧洲的舆论一面倒，一致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欧盟成员国都持与中国相反的观点。据我分析，有这样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受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说的话，欧洲往往附和。二是，美国媒体对世界舆论有重大影响，欧洲媒体也跟进美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胡说八道。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欧美看来，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不能共存。所以，他们就是要和中国叫板，就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在我看来，欧盟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愚蠢透顶。现在早已不是欧洲殖民世界的时代了。时代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欧洲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指手划脚，这是欧洲目前患上的一种严重疾病。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尼尔斯？”
老人笑了，没有作答。
梁晓秀最不喜欢欧洲人谈论中国的两个字眼：民主和人权。
民主和人权似乎是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专利，他们每次和中国对话时总是不忘记把民主和人权这两个字眼挂在嘴边，或批评或指责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即使是最温和的欧盟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会婉转地指出，希望中国能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
怎么改善呢？没有下文。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明确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民主国家，维护人权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和人权教师，完全有资格给中国教授民主和人权课程。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对中国而言就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这一点欧洲能帮助中国做到吗？
2008年的冬天，他们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你认为欧洲为什么总是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老人先问梁晓秀。
梁晓秀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一是，他们以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只要提到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要挟中国；二是，他们自以为是民主和人权教师，有资格给中国上课；三是，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冲突导致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此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我们先探讨一下你提出的三点看法。首先，欧洲是否能通过民主和人权问题要挟中国？”
“根本办不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干涉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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